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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拘留期間交代真名及被追逃罪行系自首

信息發布: 東莞律師說法網    |   發布時間: 2014-01-17    |   瀏覽次數: 1581



行政拘留期間交代真名及被追逃罪行系自首

    【案情回放】

 

 

    200271820時許,朱文林因買賣磚塊之事,在上海市某建筑工地與被害人蔡啓春發生爭執,后被其他人員勸開。朱文林遂電話通知被告人向定界等前來幫忙。當日21時許,向定界等人趕至上述現場,后向定界持刀分別捅刺被害人蔡啓春、鄧春胸腹部致鄧春死亡、蔡啓春輕傷,后逃逸。

 

 

    2012510日,向定界因賭博冒名“吳輝”被重慶市城西派出所處行政拘留,“吳輝”雖對賭博行為供認不諱,但對自己基本情況拒不供認。公安人員考慮此反常行為,對其進行教育。其間,“吳輝”主動交代真名為向定界以及其于2002718晚,在上海市某工地,持刀刺戳他人的事實。公安人員通過網上比對,發現向定界的在逃編號。

 

 

    上海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認為,被告人向定界的行為已構成故意傷害罪。向定界因賭博被公安機關采取行政拘留,其間,主動向公安機關交代尚未被掌握的犯罪行為,系自首,依法可從輕處罰。據此,對被告人向定界犯故意傷害罪,判處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

 

 

    一審判決宣告后,向定界以其系一般自首,原判量刑過重為由,上訴要求應減輕處罰。

 

 

    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經審理,裁定: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不同觀點】

 

 

    本案爭議的焦點在于行為人自首的認定。行為人因特定的違法行為被采取行政拘留,其間,執行機關發現行為人使用冒名對行為人進行教育、勸誡后,行為人主動向執行機關交代了真實身份并供認其被上網追逃的罪行。判斷本案行為人是否構成自首及構成何種類型的自首,有兩個問題亟須理清:一是向定界是否屬于自動投案;二是向定界交代被網上追逃的罪行是否屬于司法機關尚未掌握的罪行。

 

 

    辯護人程世友(重慶龍脊律師事務所律師)認為,被告人向定界在行政處罰期間,主動交代自己的犯罪事實,且抓獲向定界的重慶司法機關因為地域的原因并未掌握其在上海的犯罪事實,根據相關法律規定,應視為自動投案,被告人向定界的行為構成自首,可適用刑法第六十七條第一款。

 

 

    上海社會科學院法學所涂龍科認為,被告人向定界系在被重慶公安機關采取強制措施期間,如實供述了其在上海實施故意傷害的犯罪行為。向定界因該罪行已被上海公安機關上網追逃,其實施的故意傷害行為已被上海公安機關掌握,向定界不能認定為自首,但可適用刑法第六十七條第三款的坦白。

 

 

    華東政法大學宋遠升認為,被告人向定界因故意傷害已被上海公安機關上網追逃,因其在被強制措施期間使用假名,故重慶司法機關未能查明其真實身份,也未能進行網上逃犯比對。后向定界供認真實身份并如實交代其在上海故意傷害的犯罪事實,故該罪行屬司法機關尚未掌握的,可適用刑法第六十七條第二款,系準自首。

 

 

    上海市人民檢察院第二分院認為,公安機關在沒有掌握向定界的基本犯罪事實之前,僅憑其使用假名,對向定界進行勸誡、教育,后向定界如實交代其在上海實施的故意傷害行為,系自首。

 

 

    上海市人民檢察院認為,原判認定向定界故意傷害的犯罪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適用法律正確,量刑適當,審判程序合法。建議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認為,原判鑒于向定界具有自首情節,依法對其從輕處罰并無不當。向定界的上訴理由不能成立,辯護人的辯護意見,不予采納。

 

 

    【法官回應】

 

 

    自首本質是犯罪后主動地將自己交給國家追訴

 

 

    上海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黃伯青是本案的承辦法官,他認為被告人系因違法行為被采取行政強制措施,其間主動向執行機關交代自己的真實身份和被上網追逃的罪行,應視為自動投案,不屬于準自首或坦白,系一般自首。對此,筆者擬結合本案作進一步地研析:

 

 

    一、向定界雖因賭博被行政拘留,但非準自首、坦白的適格主體。我國刑法第六十七條第二款準自首的適用對象特定于被采取強制措施(僅指刑事訴訟法規定的,拘傳、拘留、監視居住、取保候審、逮捕)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而本案中的向定界因賭博行為被公安機關采取行政拘留,該措施屬于行政強制措施,非刑法第六十七條第二款所特指的刑事強制措施,且從身份上來講,向定界在交代自己罪行的時候并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更談不上罪犯,僅是一般的行政違法人員。此外,向定界因實施違法行為而被行政拘留,其如實供述的是“自己的罪行”,而不是刑法第六十七條第二款中的“其他罪行”。畢竟,“其他罪行”存在的前提是司法機關已掌握的前罪。既然前罪都不具備,何來余罪。據此,被告人向定界非準自首的適格主體,更非坦白的主體。

 

 

    二、向定界雖系被動歸案,但仍可視為自動投案。被告人向定界在行政拘留期間,人身自由已受到限制,本身就已處于司法機關的控制之下,其歸案形式為被動而非主動。故此,有觀點認為,此種情形下向定界已不具備一般自首中“自動投案”的條件,將其視為一般自首未免有些牽強。但亦有持相反觀點的認為,將此情形認定為一般自首符合自首制度的立法精神,不違背“犯罪后主動地將自己交給國家進行追訴”的自首本質,如不以自首論,則顯失公平,在法理上存在問題。筆者同意后一種觀點。理由如下:第一,歸案形式與自動投案是非同一范疇,自動投案體現行為人對待刑事制裁的主觀心態,歸案形式則主要是一種客觀的描述。自動投案并不等于主動歸案,被動歸案也可能被視為自動投案并進一步認定為自首。對自動投案的理解不能機械地理解為物理意義上異地空間的移動過程,而應透過現象看其實質意義在于,行為人主觀上是否有承擔刑事責任的自愿性和主動性,即從“不在案”到“在案”的過程。詳言之,被行政拘留的人原來并無罪案在身,處于不在案狀態,由于如實交代自己罪行,將自己交付國家追訴;第二,相關司法解釋的精神亦明顯體現將某些被動歸案的行為視為“自動投案”。如《關于處理自首和立功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一條第一項規定,“并非出于犯罪嫌疑人主動,而是經親友規勸、陪同投案的;公安機關通知犯罪嫌疑人的親友,或者親友主動報案后,將犯罪嫌疑人送去投案的,也應當視為自動投案”。這就是由法律擬制的自動投案;第三,從當然解釋的方法看,舉重以明輕,對實施犯罪行為被采取刑事強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實供述司法機關還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可認定為自首,故對實施一般違法行為被采取行政強制措施的人員如實供述司法機關還未掌握的本人罪行,更應當以自首論,這樣才能彰顯公平和正義。

 

 

    三、向定界交代真實身份后供述被網上追逃的罪行應視為司法機關未掌握的罪行?!豆賾詿磣允綴土⒐θ舾刪嚀邐侍獾囊餳返諞惶豕娑?,“因特定違法行為被采取勞動教養、行政拘留、司法拘留、強制隔離戒毒等行政、司法強制措施期間,主動向執行機關交代尚未被掌握的犯罪行為的”,應當視為自動投案。如前文所述,向定界在行政拘留期間,如實交代被網上追逃的罪行,是否屬于司法機關已掌握的罪行,直接關系著向定界的行為是否自動投案,進而認定為自首?!豆賾詿磣允綴土⒐θ舾刪嚀邐侍獾囊餳返諶豕娑?,如果余罪已被通緝,而采取強制措施的司法機關又在通緝令發布范圍之內,或者余罪已錄入全國公安信息網絡在逃人員信息數據庫的,應視為司法機關已掌握,否則,應以該司法機關是否實際掌握該罪行為標準。筆者原則上同意該意見的解釋,但進一步認為,網上追逃的罪行并不能完全表明全國各地的司法機關已經掌握該罪行,如果異地司法機關受到主客觀條件的限制(未安裝電腦網絡,路途遙遠,忽視網上在逃犯的信息,犯罪分子使用化名和身份證),此時應本著實事求是、不枉不縱、具體案情具體分析的態度,視為該司法機關沒有發覺和掌握在逃犯的犯罪事實,否則將無助于鼓勵和引導犯罪人自動投案,改過自新,更無益于節約司法資源,及時偵破案件,違背自首的立法原意。本案的特殊性在于向定界使用了假名“吳輝”,如果其不主動交代其真實姓名及罪行,即便有網上的追逃,重慶司法機關亦很難或幾乎不可能通過比對查證掌握其真實身份及其在上海的罪行。對此,筆者以為,向定界交代的網上追逃罪行應視為重慶司法機關尚未掌握。

 

 

    四、本案行政拘留期間交代真實身份不屬如實供述自己罪行的應有之義?!豆賾詿磣允綴土⒐θ舾刪嚀邐侍獾囊餳返詼豕娑?,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應包括供述主要犯罪事實和姓名、年齡、職業、住址、前科等情況,并對如何認定如實交代身份進行了明確。以不如實供述身份是否影響定罪量刑為標準,如果犯罪嫌疑人供述的身份等情況與真實情況雖有差別,但不影響定罪量刑的,仍可認定為“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如果犯罪嫌疑人自動投案后隱瞞自己的真實身份等情況,影響對其定罪量刑的,則不能認定為“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司法實踐中,有觀點認為,向定界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自然應包括真實的身份,因此,一旦查明其真實身份自然可以比對出向定界被網上追逃的罪行,故,其交代的罪行屬司法機關已掌握。筆者認為,該觀點忽視了向定界供述自己罪行的前提是因賭博而被采取行政拘留,而非因其他罪行被采取刑事強制措施,向定界在行政拘留期間使用假名,并不會影響對其賭博行為的行政處罰,更不可能產生影響定罪量刑的結果,畢竟其無前罪這一基礎的存在。相反,向定界在供述自己故意傷害的罪行時,如實交代了真實身份,可以認定為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

 

 

    綜上,向定界的到案行為應視為自動投案,可適用刑法第六十七條第一款。立法及司法解釋本身的概括性、不明確性和實踐的多樣性,導致實踐操作存在爭議,實屬正常,但作為司法者應該也是所能做到的,心中當永遠充滿正義,目光得不斷往返于規范與事實之間,唯此,才能實現刑法的正義性、安定性與目的性。

黃伯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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